中国最大的创新：“中国之路”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规模创新、集体创新、加速创新、不断创新的时代。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为什么会迅速崛起？这正是源于中国的创新。那么，人们还会再进一步问道：中国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呢？这就是开拓了“中国之路”。

所谓“中国之路”，就是邓小平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不照搬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反对教条主义，也不盲目照搬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当时要求学习西方现代化，借鉴西方的经验与教训，但更要超越西方现代化，独辟蹊径，探索和开拓中国道路。邓小平提出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不同于其他所谓“非西方国家”（如印度）的现代化道路。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创造出了大国迅速崛起的世界奇迹，也走出社会主义国家富强的“人间正道”。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中国之路”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什么是中国改革的创新？笔者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把创新定义为“创造新的社会价值的（各类）活动”。这个定义有三个要点：一是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而不是已有的价值；二是所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社会价值，具有正外部性；三是与创新有关的各种活动，以技术创新为例，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本身，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创新资金的融资和投入、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有效保护、技术创新的示范应用和推广等活动。这是一个广义的创新定义，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的创新实践，并没有先例；中国的改革也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创造世界最大社会价值的创新活动，同样没有先例。

中国创新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特别中央领导集体的创新；二是中国人民的创新，包括工人、农民的创新，企业家、创业者的创新，科学家、工程师的创新，以及无数人才的创新。由此构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宏观创新与微观创新、国家创新与社会创新的有机结合，这就大大超越于仅有企业家创新和科学家创新的西方资本主义，从而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独特优越性，使得中国不仅成功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还成功地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

中国思想创新机制

中国最重要的创新机制在于思想创新、观念创新。这包括几方面的含义：一是“实事求是”，诚如毛泽东所言，“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按照中国国情办事，避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超越发展阶段。二是“解放思想”，诚如邓小平所言，“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观念创新要提倡新思想、新主意、新观念和新理念，并广泛地扩散、传播和应用，从而解放人们的思想，发挥人们的潜力，形成人们的创造力。三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言，“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后来江泽民又将“不断创新”进一步丰富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胡锦涛同志又将“求真务实”写入党章，因此，“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

中国改革的过程还是一个“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循环往复过程。因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变为观念创新，又因观念创新而变为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

这种“解放思想”的基本原理可以用“Ideas增长模型”解释，其中Ideas包括观念、主意、知识、经验、智慧、思想及理论创新等多方面的内容。由于Ideas是一个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性的投入，我们把它称之为“无形要素投入”或“软投入”，以区别于资本、劳动、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或“硬投入”。“软投入”与增长成正比，即使在“硬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软投入”仍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正如我们在比较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差异及其来源时发现，改革时期（1978年起，截至2010年）比计划经济时期（1952 —1978年）经济增速高出了3－4个百分点，但是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率并没有多大变化，重要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由负变正，达到3%-4%的水平，而这一转变正是由Ideas所发挥的“边际报酬递增”重要作用所带来的，也深刻反映了“解放思想”的促进作用和长期红利。

在中国，任何Ideas创新都会具有巨国规模效应。这是因为中国总人口规模大，其崛起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崛起过程。例如美国1870年开始崛起时只有4020万人，到1913年时为9000多万人；1950年日本开始崛起时为8380万人，到1973年时为1亿多人；而1978年中国开始崛起时总人口为9.6亿人。同一种创新对不同规模的人口会有极大的边际性差异，也反映了中国Ideas的规模效益。正是由于这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规模效益，一个好的思想诞生于中国、作用于中国，就如同精神“原子弹”，可以发挥无比的威力，并且还可以转化为物质“原子弹”（指强大的物质生产力）。

如何创新正确的思想和观念？它们不是凭空产生的，至少有以下三个重要来源：

老观念。新观念相对老观念是“新的”，但却又“孕育于”、“发生于”老观念。它是对老观念的历史学习、历史记忆、历史继承、历史再创新。凡是经过历史筛选而留存下来的好的观念，都可能成为历史财富。一个国家或社会历史越长，历史财富就越丰富，后人可利用的历史资源就越多。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对1956年党的八大路线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继承，同时也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时期深刻教训的历史反省和历史学习。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前人的宝贵经验还是深刻教训，都可能成为后人的历史资源，成为后人创新正确思想观念的基础，让后人实现“古为今用”。

外部观念。新的观念，还可能来源于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对外部观念的获取、消化、吸收、应用和再创新。一个社会越开放，获得外部观念就越多，产生新的观念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先后访问8个国家，接见外宾几十次，许多重要的改革设想都是在对外交流中形成的。可以说，邓小平是新中国思想最为开放、最为活跃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观念创新最多的领导人。这非常符合充分利用现代化“后来者”的“后发优势”要求，即学习现代化“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同时避免其失败教训，从而帮助后来者实现“洋为中用”。

社会实践。无论是老观念、外部观念都是他人的、间接的观念，新观念最重要的来源还是直接的、亲力亲为的社会实践。诚如毛泽东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中国的改革是十几亿人民参与的改革，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这本身就为新观念的创生提供了认识来源。诚如邓小平所讲，“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历史的继承，才能有创新；有了开放的学习，才能有更多的创新；有了广泛的社会实践，才能有更大的创新。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接受社会实践检验的过程，诚如毛泽东所言：“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这样，人们可以不断地因成功而创新观念，又可以不断地因失败而修正观念，从而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即“知行合一”。

“两个大脑”比“一个大脑”好

与物质“原子弹”相比，精神“原子弹”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或公共知识，任何人消费都不需要付费，任何人消费都不影响其他人消费。尽管生产精神“原子弹”的成本远远低于物质“原子弹”，但其收益和外部性却可能远远高于物质原子弹。精神“原子弹”，是思想家个人创新和思想库集体创新的结果。

什么是思想家？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所谓“思想家”是指研究思想、思维和思考模式并且形成思想体系的人。古今中外富有智慧的人，都可能成为思想家。

什么是思想库？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它是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专门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机构。思想库进行“创造性思维”，其成果是思想，是知识，用以强化决策者的决策能力，从而对决策产生有利影响。

思想的主体不仅有思想家，还有思想库；不仅有分散的思想者“个人”，更包括那些有组织的更具思想体系和思想传承的“集体”或“政党”。因为，“个人”的思想创新过程因生命周期结束而中止，“集体”或“政党”的思想创新过程却能够绵延不断、与时俱进、持续发展。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最大的政党组织，还是最大的思想家组织，有着成千上万的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我们称之为“党的集体智慧”，还能够通过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决策有效地集中全党全国的思想智慧，引领和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避免了社会主流思想因人事调整、思想者死亡、制度变迁而中断或终止的可能。

如果将中国比作“东方巨人”，那么主导国家重大决策的、高度智慧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是这个巨人的“内脑”，为“内脑”决策出谋划策、建言献策、提供思想产品的各类思想库，则是这个巨人的“外脑”。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对信息和知识吸收、利用和再加工的过程。信息和知识是“投入”，决策结果是“产出”，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即使最聪明的决策者也始终面临“投入”不足即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这包括信息数量不足、信息质量不高、信息沟通不畅。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作为“内脑”不断推动重大决策走向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在决策过程自觉集中全党（拥有8500万名党员）的政治智慧，主动问计于人民（拥有13亿人）的社会需求，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不仅防止了重大决策失误，并及时纠正了较小的决策失误，使各项公共政策决策更具有代表性、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宏观经济基本稳定，而且成功应对了各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等“世界大考”中交出了高质量答卷，还为中国长远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战略部署。

近年来，党中央积极鼓励科学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高水平大学等“要深入开展政策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努力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作出积极贡献”。这就需要“外脑”更加科学化、专业化、职业化地辅助“内脑”，为决策层提供公共决策所需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还需要“内脑”更好地借力于“外脑”，主动问计于科学界、学术界及社会公众。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拥有“两个大脑”比只拥有少数决策者这一个“大脑”要好，前者更加发达、更加智慧，也更能够在国际竞争中“以弱胜强”、“由弱到强”、“强而愈强”，稳固地立于不败之地。

结 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智库建设新时代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年轻的中国智库群体已经与全球智库一道，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创新、大角逐、大发展时代。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中国智库数量为426个，占世界总数比重的6.2%，排名第二，第一名美国的智库数量为1828个，占世界总数的26.8%。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智库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影响力、多元化和国际化是中国智库发展的趋势。该报告指出，国际化合作进一步加强，这将为中国智库发展增添全球意识，海外著名智库也可能介入中国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化和全球化特征和趋势更加明显。参与智库国际化合作的另一面是应对国际挑战，参与国际竞争。这就对包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在内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更长远的要求。